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,为他们带来了诺奖

作者:Kevin Berger,翻译:周舒义,头图来自:unsplash

詹姆斯·沃森(James Watson)曾说,他通往 1962 年诺贝尔奖的道路始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。在 1951 年的一次会议上,沃森结识了莫里斯·威尔金斯(Maurice Wilkins),这位生物物理学家与沃森、弗朗西斯·克里克(Francis Crick)因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奖。与威尔金斯会面是他“第一次意识到 DNA 问题或许是可解的”,沃森说。“这改变了我的人生。”

对于教科书来说,这是一则不错的轶闻。但美国密歇根大学(University of Michigan)医学史教授、作家霍华德·马克尔(Howard Markel)在新书《生命的秘密》(The Secret of Life)中写道,“这出好戏有一个肮脏的开场。”

当时,沃森 22 岁,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(University of Copenhagen)做博士后,是个笨拙傲慢的愣头青。沃森的生物实验室主任赫尔曼·卡尔卡(Herman Kalckar)邀请他和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——芭芭拉·莱特(Barbara Wright)陪同参加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会议。自信、好胜的沃森对莱特的工作不以为然。她的研究“相当粗糙,”他挖苦道。不过沃森很高兴受邀参加这趟旅行。“这应该很令人兴奋,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。

会议上的报告令沃森昏昏欲睡。不过,当威尔金斯展示 DNA 的 X 射线晶体衍射照片时,他精神为之一振。新照片显示,这种分子具有晶体结构。沃森后来试图在鸡尾酒会上与威尔金斯搭讪,但不善交际的威尔金斯竭力避开了这个傲慢的美国人。当沃森发现威尔金斯在和他的妹妹聊天时,他以为这是个好机会。但是当沃森走近他们时,威尔金斯又溜走了。 

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,为他们带来了诺奖

威尔金斯。图片来源: C. Goemans, Public Domain, 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9658843

尽管如此,与威尔金斯的相遇奠定了沃森的未来方向。他决心弄清楚 DNA 的精确分子结构。沃森清楚,自己没什么机会加入威尔金斯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(King’s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)的实验室,主要是因为威尔金斯不喜欢他。为了探索 DNA 结构,他将目光投向了其他著名的生物学实验室。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生物物理部门,沃森结识了才华横溢的克里克,两年后,两人建立了第一个正确的 DNA 结构模型。他们向世人展示了 DNA 如何发挥作用,以及如何塑造生物的生命进程。

在《生命的秘密》一书中,马克尔饶有兴致地介绍了沃森和威尔金斯第一次相遇的幕后故事。原来,卡尔卡与莱特交往,并且不想公开他们的关系。马克尔在最近的采访中告诉我,沃森被邀请到那不勒斯“是为了给他老板和莱特的婚外情打掩护。”马克尔写道,“解开 DNA 双螺旋的契机是凑成一对的卡尔卡和莱特带来的,这一反差不禁令人莞尔。”

在马克尔笔下,国王学院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角色尽数登上舞台,他们运筹帷幄,为自己的研究寻求支持。沃森显然是剧中的伊阿古(编者注:莎士比亚著名悲剧《奥赛罗》中的反面角色,因嫉妒主角,挑拨后者杀死了妻子)。尽管沃森并没有诱骗自己的上级杀妻,但他确实“杀害”了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(Rosalind Franklin)的声誉。马克尔特别指出,沃森 1968 年出版的《双螺旋》(The Double Helix)一书“对她实在很过分。” 沃森将富兰克林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,曾因沃森打断她而“勃然大怒”,对其拳脚相加。这个场景多年来一直恶名昭彰。

富兰克林出生于伦敦,是一名化学家和数学家,一生致力于完善 X 射线晶体学。测定分子中原子的过程极其漫长,晶体学家需要对分子拍摄数百张照片,并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确定其构型和大小,从而推知其中有哪些原子。富兰克林有着超常的细致和耐心,她在晶体学领域成名后,被国王学院聘用,负责解析 DNA 结构。威尔金斯认为 DNA 是他的领地,富兰克林是他的助手,而不是拥有自己思想和方法的独立科学家。

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一直合不来。马克尔记述了他们的同事对其中原因的看法。沃森指责富兰克林拒绝接受她作为威尔金斯助手的角色。在《双螺旋》中,他居高临下地写道,真正的问题在于“罗莎(Rosy)”。其他人则认为威尔金斯嫉妒富兰克林,害怕她,不满她在公开场合纠正自己的科学观点,或者就像克里克所写的那样,威尔金斯“爱上了富兰克林”。克里克还写道,“但罗莎琳德真的很讨厌他……也许是因为他很蠢,这总是会惹恼她,也许是他们之间还有别的故事。” 不管怎样,克里克说,“他们之间爱恨交加”。

马克尔描绘了富兰克林的另一面。他引用了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家玛丽·弗雷泽(Mary Fraser)的一封信,信中写道,富兰克林不想与实验室中的任何人有交集。威尔金斯“高大、安静、温和,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实验家,虽然有时很固执,但通常从不吵架,”与此同时,富兰克林则 “举止相当粗鲁,令人不自觉地敬而远之、闭口不言,显然也从未有人与她熟络。她难以忍受社交场合的闲聊——这既无聊又浪费时间。” 富兰克林“太过偏执,习惯于自行其是。如果她在解决问题时向威尔金斯求助,可能情况会好一些,但她不想要任何帮助。”

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,为他们带来了诺奖

工作中的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。By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- From the personal collection of Jenifer Glynn., CC BY-SA 4.0, 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68494240

双螺旋的“连续剧”中,下面这段情节最为糟糕,马克尔也不是第一个讲述这段故事的人——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档案室,取回了一张富兰克林的实验照片,并将其展示给沃森。这张“第 51 号照片”揭示了 DNA 双螺旋式的三维形态。沃森在《双螺旋》中写道 :“看到照片的那一刻,我张大了嘴,心跳开始加速。”

霍勒斯·贾德森(Horace Judson)在他 1979 年的著作《创世第八天》(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)中描述了这一著名桥段,已故传记作者布伦达·马多克斯(Brenda Maddox)在她 2002 年的著作《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:DNA 背后的女士》(Rosalind Franklin: The Dark Lady of DNA)中呈现了丰富的相关背景信息 。这段故事中的大多数主角和配角,包括威尔金斯和沃森,以及与富兰克林共事的博士生雷蒙德·高斯林(Raymond Gosling),都在采访和书中谈论过这件事。它甚至被改编成了舞台剧 《第 51 号照片》(Photograph 51),妮可·基德曼(Nicole Kidman)饰演富兰克林。这一事件被如此频繁地解读,甚至成为了一个历史范例—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,真相是如何被割裂成几个各不相同的观点的。

马克尔承认,这件事是个罗生门,许多信息源头也是各执一词(他在整本书中的脚注非常详尽),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其中有任何道德上的模糊地带。“很简单,这是不对的,”他写道。“威尔金斯向沃森展示第 51 号照片没有明确经过富兰克林的许可,这违背了所有的道德准则,也正因如此,这是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。”

这张不告而拿的照片是对富兰克林的第一次冒犯。这之后,剑桥大学生物物理研究部门(它汇集了从事相似研究的实验室)的负责人马克斯·佩鲁茨(Max Perutz)再次未经富兰克林许可,向沃森和克里克展示了富兰克林和高斯林对 DNA 的分析报告。马克尔写道,这篇论文在克里克的大脑中引发了连锁反应,使他领悟了 DNA 的结构:核苷酸两两配对,两条主链在外侧围绕、盘旋。在《双螺旋》中,沃森写道,双螺旋的构想源于生物界事物成双成对的理念。“那只是胡说八道,”克里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克里克承认,他和沃森“需要一条线索来想到这一点,而线索就是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的数据。”

在马克尔的叙述中,克里克是“DNA 二人组”中更有同情心的一个。富兰克林在 30 多岁时患上了卵巢癌,“这可能是因为她在实验室工作期间遭受了大量辐射,”身为医生的马克尔推测。他写道,20 世纪 50 年代的癌症治疗水平“比中世纪医学好不了多少”。他以清晰而冷静的笔触,详细刻画了手术在富兰克林身上烙下的苦难印痕。在她最艰难的日子里,克里克和妻子奥黛尔(Odile)陪伴着她,在他们位于剑桥的家中养病。富兰克林的妹妹詹妮弗·格林(Jenifer Glynn)在接受马克尔采访时说,富兰克林对沃森和克里克没有怨恨。她于 1958 年去世,年仅 37 岁。克里克后来告诉富兰克林的朋友兼传记作者安妮·赛尔(Anne Sayre),富兰克林本来可以解决 DNA 的结构难题,“对罗莎琳德来说,这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
考虑到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尊重,他和沃森对她犯下的最后一桩罪行尤其令人气愤。马克尔写道,通过“险恶的操作”,沃森和克里克设法在他们 1953 年的《自然》(Nature)论文中省略了对富兰克林数据的正式引用,这篇论文详细说明了他们构建的双螺旋模型。当他们和威尔金斯在 1962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,克里克和沃森在获奖演讲中对富兰克林只字未提;威尔金斯只提到她“对 X 射线分析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”。

马克尔回顾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 1962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提名(编者注:沃森、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被提名的是诺贝尔化学奖,但最终获得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),提名出自“当时一批最有成就、最见多识广的科学家”。他们中无人提及富兰克林。事实上,她没有资格获得该奖项,因为诺贝尔奖不会追授给逝者。不过,马克尔还是发掘出一份关于 1960 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名的 14 页报告,报告作者阿恩·韦斯特格伦(Arne Westgren)是一位精通 DNA 和蛋白质晶体学研究的化学教授。韦斯特格伦写道,克里克和沃森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假设,但在破译 DNA 分子结构方面,最值得赞扬的人是威尔金斯、富兰克林和高斯林。绕过这三人而去褒奖克里克和沃森“不值得考虑”。他补充说,如果富兰克林活着,“她完全可以要求她的那部分奖金。” 显然,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此不为所动。时至今日,沃森也是如此。

2018 年,马克尔采访了沃森。此时沃森在公众心目中的光辉已经被他的种族主义言论泯灭,他反复声称,由于遗传原因,黑人的智力不如白人。马克尔问 90 岁的沃森,如果在一个理想的世界,富兰克林在 1962 年还活着,她不配与他分享诺贝尔奖吗?“他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,居高临下地用一根手指直指着我,大声说:‘你通常不会因为无法解释的数据而获得诺贝尔奖,’”马克尔写道。马克尔追问沃森,说 1953 年的威尔金斯也无法解释数据。沃森笑着回答说:“我们想让莫里斯也获得诺贝尔奖,因为我们都喜欢他……”

那么,马克尔如何解读沃森和更讨人喜欢的克里克犯下的恶劣罪行?“把双螺旋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,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,”马克尔说,“他们想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左右历史。”

在新书的开头,马克尔写道:“在层层演绎、解读和讹误之下,DNA 分子结构的发现是科学史上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段悬疑故事。” 在这本书的最后,我很高兴能够了解,谁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。

译文有部分删减。原文链接:

https://nautil.us/issue/107/the-edge/one-of-the-most-egregious-ripoffs-in-the-history-of-science

作者:Kevin Berger

声明:本站部分作品是由网友自主投稿和发布、编辑整理上传,对此类作品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,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,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,不为其版权负责。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,请与我们取得联系,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。

发表评论

登录后才能评论